7 2011

小说中的世界

这两天读张大春的《小说稗类》,看到卡尔维诺的一句话:

风,从远方来到城市,带着不寻常的礼物,但只有少数敏感的人才察觉得到,像有花粉热毛病的,就会因为别处飘来的花粉而打喷嚏。

《马克瓦多》的这个开头着实让我很是惊艳了一把这个世界的奇妙与美丽。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十七岁那年触碰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受到的惊吓,一个还在懵懂中的少年并不能明白一句话可以将过去未来现在的时间以及空间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他却能够感受到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韵律。而这种神奇的感觉,将他带离了那个枯燥的世界,飞翔到了一片神奇的领地,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维度。一直到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还在思索这种神奇的感觉是如何通过文字传到我这儿,又是如何将自身表现给读者。

如张大春所说:“一个词,风,在小说展开三行之后倏忽遗忘,可是它带来了孢子,长处蘑菇,且让唯一发现蘑菇的小工马可瓦多被读者认识”。区别于我们平时感觉的习以为常,在细微无察之处作者找到了风的独特,这种存在并不为人们所感知,却展示了世界的另一种存在。小说本身的存在也是一种异物,不为人们所耻,如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所说的小说就像稗子一样,往往被人不当做个东西。甚至小说本身,也长期在文学史中处在尴尬的位置,好像太下里巴人而上不了厅堂。

小说确实算不得什么东西,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学是用来歌功颂德的工具而已,而小说只是工具中的一种。人们无法理解,老少咸宜的小说竟会有其伟大之处。在他们看来,文学即使有一些意义,那也是“反映”了某种伟大的情感、思想和观念,至于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就仅在于此,而小说这只是为了叙述“伟大”人物的一种载体。

但即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小说依然为自己找寻生存的空间。既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世界,也不能像社会科学那样研究社会,那么小说的生存究竟为何?小说家们敏锐的发现了,小说中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价值,也无关乎生产力,没有理性的滥觞,远离政治,重归自然,将人们的常理违背,恢复人和自身以及自然的联系。所以风才会进入《马可瓦多》,然后又悄悄溜走。假使风进入物理学,那么就成了被研究的对象;进入政治学,成了被权利与义务的公民;只有在小说中,风才恢复为自身与人相遇。

换而言之,在小说中人们会遇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关乎现实的工作,身份,金钱。读者通过作者的文字打开一扇大门,重新和世界相遇。这个世界为作者所创建,却并不赋予其意义,一切有待闯入的读者来体认。它并不期待读者用自然科学的态度来体认,也毋须像社会科学一般研究,它所做的只是还原一个诗意的形象给予读者。

两百多年前,癫狂中的卢梭敏锐的发现了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后来被马克思认定为人类的异化。时至今日,社会分工之下我们无不处在异化之中,愈是如此,小说的愈是成为了人们的最爱。我并不觉得人们是在小说中寻找一种逃避和寄托,小说家们只是在讲述他们对于世界的发现,而小说只是附带的产品,将人们重新带回到与世界的相认,至于相认以后会发生什么,并不是小说家所关心的事情,他们只负责引路。

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小说的存在讲述的是人的存在。在自然科学里面只有物,没有人存在的空地;在社会科学里面,人被当做了研究的对象;只有在文学里面,人才能够找到自己,而小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十二 1 2010

江平,人大,代表

被代表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不被代表反而有些感到不自然。可怜的韩国人前阵子就很不幸的被芮成钢代表了,芮代表还很乐意将亚洲人民表达意愿的自由给拿过来,尽管没有任何一种程序表明他有这个权力。

在《沉浮与枯荣》中,江平讲出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大代表,并不是群众直接来选举的,一般都是由中央指定的。党员都是由组织部定的,非党员都是由统战部定的。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全国性的人物,如果中央要安排他们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话,都是有计划地分配到全国各省的代表团去选举。”其实大家都知道,代表和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号称是有选举权的,但从来就没有见得行使过。

江平的这本自传,虽然有400页之厚,但注定是一个残缺本。倘使想在其中看到一些什么东西,那未免要失望了,毕竟江平都说了,咱们国家出版法还没有诞生。在这个法无允许即可禁止的国家,想看一点什么东西,都是很难的。绝大部分篇幅谈论的莫过于中国的立法历程,虽然未免有些粗糙,不过翻翻也还有些意思,没有法学基础的人恐怕也无从领悟到个中一些精妙之处,但或多或少也能够增加一些了解。

除开法学的东西,也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这关于人大代表的事情。比较有意思的是“电子表决器”的一些趣闻。在电子计票器之前人大的投票都是用的举手表决或者鼓掌通过,但无论怎样,结果总是会一致通过。当“电子表决器”使用的时候,人们担心的居然是“会不会将人大代表的态度永久地存储在电脑之中,谁赞成、谁反对会永远记录在案”。举手或者鼓掌倒是从来不用计票,大家也乐得不负责,到了电子表决器的时代,终于开始考虑责任的问题。

当时的总设计师林达亮出来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不过后来有次表决的时候,发现每次投票总有一个人投反对票,而且每次都只有一票反对。一查发现是廖承志的儿子廖晖每次都投反对票,就想知道这个表决器,是不是真的能反映他的意见。虽然说查起来也麻烦,不过毕竟还是可以查的,大家还是要夹紧尾巴做人啊。

电子表决器真正的作用,恐怕还是在三峡的投票上体现的,2633人,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还有25人未按。866票没有赞成,也算是难得的不合作吧。

江平的这本书,在主线之外还零零碎碎的讲了很多,从行里字间,也能读到时代和背后的人们是如何的思考和生活。看到现在,大致也算对这几十年来中国立法过程的一个了解,有些东西不太好,但毕竟还是让人们开始重视,认识到了存在,就如同人大的“电子表决器”,行政诉讼法,至少还是一种进步。

尽管进步是微小的,但不能忽略的是,始终在进步,只不过这个进步确实太慢了。


15 2010

白流苏的倾城

对于张爱玲的小说,我读得并不多,印象却颇为深刻。《倾城之恋》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小说,再次品读,则另有几分滋味。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是柳原说的:

我念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不知道张是不是要在这儿表露自己对那些山盟海誓的鄙夷。自己也已经不再谈论那些誓约,并非鄙夷,只是此刻已然不易,珍惜更是难得,至于今后的事情,自当好好把握。但相恋的人总是希望获得持续的存在与安全感,哪怕这个诺言并不会兑现。我很好奇柳原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否因为过去的经历而说出这番话,但此刻他显然想说,但却又没有任何把握

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这是怎生贴切的一句话,爱情本就是自私的,可人们却偏偏要用怎样的话语来形容和渲染,而这些话语被冠之以最美丽的语言的桂冠。我默默的忏悔,可曾制造多少谎言。

一场战争,留住了范柳原,也成全了流苏的爱情。在上一篇日志中我说到《大话西游》中至尊宝的沙暴是夕阳武士和情人的遮蔽。而在《倾城之恋》中,战争剥离了那些俗世的纷纷扰扰,让恋爱终于开花结果: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就是“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不再一个人,用两个人的存在来构建一个存在的世界,不再落寞。

没想得很清楚为何柳原会喜欢上流苏,但那并不重要。精彩的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的那份计较,相互之间的猜测与计较,无异于一场精彩的攻防战,个中艰苦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彼此是心里所渴求的,但试图建立平等的恋爱关系时又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这种痛苦是非恋爱中的人所能体会的,而欲求的同时还必须掩饰自己的渴望,寻求一种体面的形式来达到彼此拥有对等的尊严。所谓“欲拒还迎”是也,真是精辟入里。

本就是凡人,只是计较一点个人的存在,证明这是对等的爱情,寻求的并非只是身体的欲望和仅仅是为了嫁人生活。是否柳原早已厌倦了相亲式的交往,才会在流苏身上寻到一丝别样的感觉。在《倾城之恋》中,是否张在用流苏描绘了自己的渴求呢?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怎样才能获得一份自己的爱恋归宿,或许也是张爱玲所怅然的事情……


12 2009

读过《上学记》

在月黑风高的夜里,能够躺在床上看书也是一种别样的舒适吧.读一本好书是幸福的,比如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听他在书里将民国时期的往事娓娓讲述

关于西南联大,或者说民国时期的那些往事,在如今已经成为了人们不时津津乐道的故事.如果再假以时日,我想大概也会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东汉末年的三国一样,成为一段不朽的传奇吧.至于为何那一段在山河破碎时期能够给人们带来的美好,许多人都有会自己的观点,但我想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那时的人们拥有一些我们现在所无从拥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如何从我们的身上离开,我想恐怕也是值研究的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过去的那些往事早已有所耳闻,或者从书里面寻觅到一些消弭的踪迹,或者从影像中发掘出片刻的印象.这都是一些美好的,值得向往的故事,而当何兆武先生慢慢述说这些过去的故事时,彷佛让我再次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令人向往的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我们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的年代.毕竟当下是如此的令人伤心,似乎觉得希望是有的,却却又是找不到的,人们始终在一个迷惘中寻求未来

往事如风

章诒和女士曾经写下《往事并不如烟》,用以追忆那些被人们的记忆所忽视的人们,比如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比如明国四大才子,比如康有为的二女儿康同璧,比如嬉笑怒骂的聂绀弩…然而依旧有许多的东西已经随着往事逐渐的消散,就像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除了一个"丰碑"外无它(章诒和女士写下的《伶人往事》,则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早已远离人们视线的艺人们的生死情缘)

虽然钱钟书在《围城》中对民国的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依旧还有着众多的优秀大师,比如辜鸿铭先生,比如陈寅恪先生,胡适,蔡元培,比如…那些都是无从胜数的.我无法得知那批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得了瞩目的成就,或者是否是当时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的辉煌,还是他们独特的个人理想

在上学的时候有位先生说,在80年代读大学的那批人是幸福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不是自杀,就是被折磨致死,剩下来的都耳鬓斑白,饱经蹂躏,让我想起了沈从文.80年代是令人激动的,那时的人们刚从空白中走出来,到处都充满希望.而在学术上,只要抓住一个东西,都能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来.我不知道先生是否嫉妒他们,然而事实却摆在那儿,令人无法不高山仰止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圣约翰,或者是中央大学,还有被现在北大占据着的地盘上的燕京大学,在法学上久负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然而那些时代有些东西总是不变的,比如说文化,比如说艺术,再或者有些不朽的东西,代表着人们的存在状态,时代的精神.我想,那一批民国时期的人总是有些一种特别的精神,令我们不得不倾羡,正如何兆武所说的"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毕竟时代不同了,看着时间转眼百年过去,联大成为了永恒的记忆.只是记忆是死的,而我们是否能够让它再次复活,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一切呢?

物是人非

也许还可以在云南找到联大的当年的痕迹,或者是长沙临时大学的遗址,也许还可以在清华校园想起蒋梦麟或者梅贻琦.或者南开的校园记得张伯苓先生的努力.谁会想起,复旦的人们是不满圣约翰大学而脱离出来的呢.现在的人们还继承了多少前人的意念与理想?那些可以为这一生值得去努力的东西呢?经历了太久的崇高教育,我们才发现原来低俗是我们最缺乏的

今天站在北大土地上的人们未必会记得在100多年前这儿曾经是著名的燕京大学,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而在1928年以前,燕大在纽约州注册的英文名还是peking university.哦,又扯开了,只是我无法忘记,民国的一些旧物与人非

如果说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只是在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中留下的印象的话,我想没有人会记得他曾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前阵子听说司徒雷登的的遗愿,用一种妥协的方式达到了:他的骨灰并没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址,只是在杭州和他的夫人一起合葬了.不知道如果人有灵魂,他在天堂看到会做何感想

西南联大在民国的历史中留下如此厚重的一笔,恐怕并非只是他是三所学校的联合.更多的是他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所信奉的一种精神,一种对于知识的追求与尊重.这种对知识的追求和尊重让西南联大对后世有着极为大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了一批为人们所尊重的大师.

没有被专制关怀到的大学是幸福的.和朋友时常感叹到如今的大学就只是一个挂着牌子的职校而已,还有一些学校以自己培养工程师为荣耀.丧失了崇高理想的大学在庸俗的肮脏的大地上能够有什么值得荣耀?迁校以前的联大是幸福的,在国民党势力还没到的时候得到了自由,迁校后的联大也是幸福的,在云南那个远离政治的一隅继续沐浴着自由的光辉

没有人会否认在那些日子是物质是缺乏的,然而生活却从未曾因此失去色彩.即便是泥墙茅草棚的校舍,也无法阻挡人们求学的热切心情.每天例行的躲飞机轰炸,也只是为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在如此的环境下获得一种心灵的平静

话说西南联大整个也就一千多学生,师生比高达一比五,我至今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就像加州理工每年只招收400人不到,最后能够毕业的却只有200人不到.在中国,如今的大学一个一个招生都赶得上人口爆炸的速度,上课还真可谓是济济一堂,不愧是人口大国

对比一下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形,不由得心生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是对于时下生活的一种无奈.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话,那么大概就是把我们的头抬起,仰望天空,让自己为这浩瀚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生所感叹,为自己的命运思考